正月十五，上元节。
扬州城的灯市从申时就开始热闹了。钞关码头往东，沿著河岸，两边的铺子门口全掛上了灯笼——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绘著花鸟的、写著灯谜的，一盏挨著一盏，把整条街照得恍如白昼。卖元宵的挑子冒著热气，芝麻馅、豆沙馅、桂花馅，甜腻腻的香气混著灯油的气味，把河风都染甜了。小孩子穿著新棉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手里举著纸扎的兔子灯，烛火在纸肚子里摇摇晃晃，像一颗跳动的心。有杂耍艺人在街口吞火吐剑，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叫好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更远处，河面上漂著数百盏水灯，莲花状的、船状的，烛光映在水面上，隨波起伏，像是把整条河都点著了。
陆维楨站在街边，看著河面上的水灯。灯顺流而下，一盏跟著一盏，从钞关码头漂向瘦西湖的方向。有些灯漂到一半就灭了，沉进水里，连一点声响都没有。有些灯一直亮著，越漂越远，变成一个小小的光点，最后被夜色吞掉。
钱四从人群里挤出来，手里举著两盏刚买的兔子灯，一盏白的，一盏灰的。他把灰的那盏塞给陆维楨。“哥，拿著。上元节不举灯，一年都走背运。”
陆维楨低头看了看那盏灰兔子灯。纸糊的兔耳朵一只竖著一只耷拉著，眼珠子是用墨点上去的，点歪了，看上去有点斜眼。烛火在纸肚子里晃，把兔子的脸映得一明一暗。
“哪儿买的？”
“巷口那个老头的摊子上。三文钱两盏。”钱四把自己的白兔子灯举高了，对著月光看了看，“我这只画得好，眼睛是正的。”
陆维楨拎著灰兔子灯，继续往前走。钱四跟在后面，白兔子灯在他手里一晃一晃的，烛火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但就是不灭。
漕运总督衙门在钞关码头往北三条街。从河边走过去，要穿过整个灯市。人越来越多，摩肩接踵，陆维楨把灰兔子灯举高了，免得被挤瘪。钱四跟在后面，一路东张西望，路过一个卖面具的摊子时扯住陆维楨的袖子。“哥，你看那个。”
摊子上掛著几十张面具——关公的红脸、张飞的黑脸、孙悟空的金脸、猪八戒的胖脸。钱四拿起一张青面獠牙的鬼脸，扣在脸上，凑到陆维楨面前。
陆维楨没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
过了灯市最热闹的那段，人渐渐稀了。街两边的铺子关了门，灯笼还亮著，但行人少了，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听得清清楚楚。往前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座巨大的衙门矗立在街尽头。门前的石狮子比平江府同知衙门的大出一倍，张著嘴，鬃毛捲曲，爪子底下按著一只石球。石球上刻著八卦纹，被无数人的手掌摸得光亮。朱漆大门紧闭著，门上嵌著铜钉，横九竖九，共八十一颗。门楣上掛著一块匾额，黑底金字：“漕运总督衙门”。门两侧各掛著一串大红灯笼，灯笼上写著“唐”字，烛火从灯笼里透出来，把门前的石阶照得通亮。门口站著两排兵丁，穿著棉甲，腰挎腰刀，手按刀柄，一动不动。
陆维楨没有往正门走。他带著钱四绕到衙门的侧巷。巷子窄，两个人並肩都过不去。巷子尽头是一扇小门，门是木头的，漆皮剥落，门环上掛著一把铜锁。门边蹲著一个老门房，裹著厚厚的棉袄，揣著手，正打盹。面前的石阶上搁著一盏灯笼，灯笼上写著“侧门”两个字。
陆维楨走到老门房跟前，从怀里摸出周慕白给的那枚竹牌。竹牌在灯笼光里泛著温润的光泽，一面烙著“周”，一面烙著莲花。他把竹牌递过去。
老门房睁开一只眼，看了看竹牌，又看了看陆维楨。然后两只眼都睁开了。他站起来，把竹牌翻过来看了看莲花纹，又翻过去看了看“周”字，还给陆维楨。
“周先生的人？”
“是。”
老门房从腰间摸出一把钥匙，开了铜锁，把门推开一条缝。“进去之后往左拐，沿著廊下走，过两道月门，就是花厅。周先生交代了，让你在花厅外面的廊下等著。不要乱走，不要出声。总督大人今晚宴客，衙门里到处都是人。被人看见你从侧门进来，周先生也保不了你。”
陆维楨点了点头，侧身进了门。钱四跟在他后面，把白兔子灯往门房手里一塞。“老伯，帮我看一下灯。”老门房拎著兔子灯，嘴角抽了抽，没说出话来。
门在身后关上了。
衙门里比外面安静得多。廊下掛著一排灯笼，光不亮，刚好照见脚下的路。青砖铺地，积雪扫过，堆在墙角。廊檐下的冰凌被灯笼光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像一排倒悬的剑。沿著廊下往左拐，走到底，是一道月门。月门是圆形的，门洞上嵌著一块石匾，刻著“清风”两个字。穿过月门，是一个小院。院子中间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上覆著残雪，石缝里长出几丛枯草，被风一吹，瑟瑟地抖。过了假山，再穿一道月门——这块石匾上刻的是“明月”——就到了花厅的后面。
花厅是一座独立的建筑，四面都有廊。花厅里灯火通明，窗户纸上映著人影，觥筹交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有人在敬酒，有人在说笑，有人在弹琵琶——弹的是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轮指轻拢慢捻，琴声从花厅里流出来，被夜风送远。廊下每隔几步就站著一个伺候的僕人，手里端著茶壶或酒壶，垂著手，一动不动。
陆维楨在廊下找了一处不显眼的角落，背靠著柱子站定。钱四蹲在他旁边，缩著脖子，把包袱搂在怀里。包袱里是七本官册，从临清到平江府，从平江府到扬州，一路贴身带著，蓝布封面被体温焐得微微发潮。
花厅里的宴席从申时开到了戌时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陆续有人告辞离去。脚步声从前院传来，一群一群的，伴著寒暄和笑声，渐渐远了。花厅里安静下来。琵琶声停了。又过了约莫两炷香的工夫，花厅的门开了，几个僕人端著残席退出来，碗碟碰撞的声音细细碎碎的。然后门又关上了。
戌时三刻。
花厅的侧门开了一条缝。周慕白探出半个身子，朝廊下扫了一眼。他的目光落在陆维楨身上，点了点头，朝里偏了一下头。
陆维楨从柱子后面走出来。钱四把包袱递给他。陆维楨接过去，拎著包袱走进了花厅。
花厅比他想像的大。正中间摆著一张花梨木的大圆桌，桌上的残席已经撤了，只留著一套紫砂茶具和几只茶碗。桌子周围坐著四个人。正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身材魁梧，方脸膛，浓眉，鬍鬚花白，修剪得整整齐齐。他穿一件藏青色的道袍，袖口挽著，露出一截粗壮的手腕。手腕上有一道旧疤，从虎口一直延伸到腕骨——不是读书人该有的疤。这就是漕运总督唐景安。
唐景安左边坐著一个瘦削的中年人，手里拿著一把摺扇，大冬天也不撒手。右边是一个四十出头的武官，虎背熊腰，脸上的络腮鬍颳得铁青，穿一件武官常服，腰间繫著一条镶玉的皮带。周慕白坐在唐景安对面，手里端著茶碗，正在斟茶。
陆维楨进来的时候，四个人同时看向他。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合上了。武官的手从茶碗边移到了膝盖上。唐景安没有动，只是抬起眼皮，目光从浓眉下面透出来，把陆维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——旧棉袍，袖口磨出毛边，脸上有冻出来的红痕，手里提著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。他的目光在包袱上停了一下，然后移开了。
“慕白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？”
“是。”周慕白放下茶碗，“平江府来的，姓陆。”
唐景安端起茶碗喝了一口。茶碗放下的时候，碗底碰著桌面，发出一声轻响。“平江府到扬州，三百里地。大过年的，跑来做什么？”
陆维楨把包袱放在圆桌边上，解开死结。“送一样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常平仓的官册。景和十八年到二十四年。临清常平仓，刘广才画押的原件。”
花厅里安静了一瞬。瘦削中年人展开摺扇摇了摇，又合上了。武官的手从膝盖上移回了茶碗边。唐景安没有看包袱，他看著陆维楨。
“怎么拿到的？”
“年三十夜里，从刘广才小妾的娘家夹墙里取出来的。”
唐景安的眉毛动了一下。“谁让你取的？”
“没有人让我取。我自己取的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冯有福替我坐了牢。我要把他捞出来。”
唐景安把茶碗端起来，没喝，又放下了。“冯有福是谁？”
“平江府济安堂的东家。我的东家。”陆维楨的声音不高，每个字都说得很稳，“景和二十三年水灾，他在粥棚里支了三天三夜的药炉，给灾民煎药，不收一文钱。今年腊月，薛季昌的人烧了我的屋子，封了他的铺子，把他抓进了平江府大牢。罪名是药材造假。实际上，是因为我替周继宗、马文忠做过帐，脑子里装著薛季昌在平江府的生意脉络。冯有福是替我受过。”
唐景安的手指在茶碗边沿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
“你替周继宗和马文忠做过帐。他们替谁做事？”
“薛季昌。”
“薛季昌替谁做事？”
陆维楨看了周慕白一眼。周慕白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户部郎中，赵怀璧。”
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往桌上一搁，发出一声脆响。武官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。唐景安没有动。他的手指还在茶碗边沿上，一下，一下，节奏很慢。
“赵怀璧。”他把这三个字念得很慢，像是在咀嚼什么。“你知道赵怀璧是谁吗？”
“知道。晏大人都告诉我了。”
“晏清川？”
“是。”
唐景安靠进椅背里。“晏清川还告诉了你什么？”
“常平仓的案子，不止临清一个仓。景和十八年，户部调了一批常平仓大使——临清的刘广才，扬州的钱守业，淮安的赵良佐，济寧的孙德胜。七个仓，分布在运河沿线。七年下来，七个仓的损耗加起来，折银不下百万两。这批仓大使调任的公文，是赵怀璧签的。薛季昌在下面运，赵怀璧在上面批。损耗的银子，从常平仓流出来，经过薛季昌的手，一部分留在薛季昌那里，一部分往上走，走到赵怀璧那里。”
花厅里又安静了。瘦削中年人把摺扇拿起来，在掌心里敲了敲。武官把凉透的茶碗搁下，推远了一些。唐景安靠在椅背上，闭著眼睛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。咚，咚，咚。敲到第十下的时候，他睁开眼睛。
“周慕白说你过目不忘。景和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临清常平仓的进仓帐目，还记得吗？”
“景和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进仓漕粮三千二百石。帐面耗损六十三石，实收三千一百三十七石。经手人刘广才画押，印信『常平仓大使印』。耗损报的是两成，实际进仓数目是实收数减掉一千石——那一千石根本没进仓，直接转运到薛季昌在临清的粮栈了。转运经手人是霍老六，船號『临霍字三號』，装船日期是三月十九。出粮价每石三两三钱，比市价高出九钱。差价七百文，一千石就是七百两。”
唐景安的手指停了。
“景和二十一年九月，临清霍老六的船，运费报了多少？”
“六成。临清到平江府的行情是四成。多出来的两成，买的是霍老六的嘴。”
“景和二十二年五月，恆丰號帐上的『京中节敬』是多少？”
“五千两。收款人没有写名字，只写『京中』。但恆丰號的暗帐上，这笔银子匯出之后第三天，赵怀璧在户部的同年、都察院的一个御史，在京城的宅子里收了一笔数目相同的银子。”
武官把茶碗往桌上一顿，茶水溅了出来。瘦削中年人將摺扇展开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周慕白低头斟茶，茶壶嘴在茶碗边沿上轻轻磕了一下。
唐景安靠在椅背上，看著陆维楨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绕过圆桌，走到陆维楨面前。他比陆维楨高半个头，站近了，那道从虎口延伸到腕骨的旧疤看得更清楚了——刀伤，深可见骨，癒合之后留下一道暗红色的隆起，像一条蜈蚣趴在手腕上。
“知道我手腕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陆维楨没有回答。
“景和十八年，我刚升漕运总督。上任第一天，有人在我的茶里下了毒。不是要毒死我——分量刚好够让我上吐下泻，错过第二天跟户部交接漕粮帐目的时辰。我没喝那碗茶。但那个人不甘心，当天夜里派了两个人翻进我的宅子，想在我的书房里放一把火。我正好在书房里看帐册。”他把右手举起来，让那道疤对著灯光。“两个人，两把刀。我手无寸铁。最后我夺了一把刀，砍伤了一个，另一个跑了。夺刀的时候，手腕被划了这道口子。伤好了之后，我查了三个月，查到派那两个人来的人，是赵怀璧的一个门生，当时的临清钞关主事。”
他把手放下，袖口落下来，盖住了那道疤。
“景和十八年到今年，七年了。赵怀璧还是户部郎中。他的同年、同乡、姻亲、门生，还在户部、都察院、內阁、司礼监。那张网还在。我动不了他。”
他转过身，走到窗边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。上元节的灯火从窗缝里透进来，河面上的水灯、街上的灯笼、夜空里的烟花，把窗纸映得五彩斑斕。爆竹声、喧闹声、琵琶声，被夜风送进来，远远的，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
“知道为什么动不了吗？不是因为他的网密。是因为没有人能把刀递到我手里。”他转过身，看著陆维楨，“你递来了。”
陆维楨把包袱皮完全打开。七本官册，蓝布封面，一本一本码在圆桌上。唐景安拿起最上面一本——景和二十四年。他没有翻，只是用手掌按在封面上。那只带著旧疤的手，按在“常平仓”三个字上面，疤的边缘被灯光照得微微发亮。
“这些东西，递到御前，赵怀璧的网就破了。”他把手从帐册上移开，“但前提是，能递到御前。”
“唐大人有办法递上去？”
唐景安没有回答。他走回自己的座位，坐下来。瘦削中年人凑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唐景安摇了摇头。中年人把摺扇合上，搁在膝盖上。武官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门朝外面看了看，又把门关上，插上门閂。
唐景安端起茶碗。茶已经彻底凉了，他端在手里，没有喝。
“正月底，我要进京述职。每年正月，漕运总督都要进京，向户部匯报上一年的漕粮收支。今年也不例外。”他把茶碗放下，“述职的时候，我会带上一个隨从。这个隨从，需要懂帐目、记得住数目、问不倒。户部的人会盘问我，也会盘问我的隨从。如果他们发现隨从对帐目一窍不通，就会起疑。”
他看著陆维楨。
“你过目不忘。常平仓七年的帐目，全在你脑子里。你跟我进京。”
不是问句。是陈述句。
花厅里安静了很久。窗外，一簇烟花窜上天，炸开，亮了一瞬，把窗纸映得煞白。然后暗了。
陆维楨站在圆桌前。七本官册码在桌上，蓝布封面被灯光照得微微反光。他的手背上有冻疮——在临清翻城墙的时候冻出来的，红肿著，被花厅里的热气一熏，痒得钻心。他没有挠。
“唐大人，我跟你进京。但有一个条件。”
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往桌上一拍。“你一个帐房，跟总督大人谈条件？”
唐景安抬了抬手。中年人將摺扇收了回去。
“说。”
“冯有福还在平江府大牢里。薛季昌的人压著不审，等抓到我，再併案。我跟你进京，来回至少一个月。这一个月里，冯有福不能有事。”
唐景安看著陆维楨。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周慕白。”
“在。”
“明天派人去平江府。拿我的名帖，去见平江知府。就说，常平仓的案子，漕运总督衙门接了。冯有福是本案的证人，不是人犯。在案子审结之前，冯有福若少一根汗毛，我唐景安亲自去平江府问他。”
周慕白低头应了一声。
陆维楨把包袱皮重新裹好，系上死结，挎在肩上。唐景安看著他的动作，忽然说了一句话。
“你替冯有福做的这些事，他知道了，会怎么说？”
陆维楨的手在包袱上停了一下。
“他不会说什么。他只会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，在鞋底上磕一磕，然后去煎药。”
唐景安点了点头，端起那碗凉透的茶，一饮而尽。
陆维楨挎著包袱，退出了花厅。廊下的冷风扑面打过来，把他脸上的热气一扫而光。钱四蹲在柱子底下，缩成一团，怀里抱著那盏白兔子灯——老门房不知道怎么把灯还给他了。烛火在纸肚子里摇摇晃晃，照著钱四的脸，青紫色的淤痕还没消乾净，被烛光一照，像一块旧铜钱上的锈。
看见陆维楨出来，钱四站起来。“哥，咋样？”
“正月底，进京。”
“进京？”钱四的眼睛亮了，“哥，京城啥样？”
陆维楨没答话。他把灰兔子灯从廊柱上摘下来——他进花厅前掛上去的——拎在手里。两盏兔子灯，一盏白的，一盏灰的，烛火在纸肚子里晃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，一长一短。
他们沿著来时的路往外走。穿过“明月”月门，穿过假山小院，穿过“清风”月门，走到侧门。老门房还蹲在门口，揣著手，灯笼搁在脚边。看见他们出来，站起来，把门拉开。
“陆先生。”老门房忽然开口了。
陆维楨回过头。
老门房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递过来。是一截蜡烛头，白色的，用油纸裹著。“兔子灯里的蜡烛快烧完了。这个备著。”
陆维楨接过蜡烛头，点了点头，迈出了侧门。
巷子里，上元节的灯火还在远处亮著。河面上的水灯已经漂远了，只剩零星几盏，在夜色里明明灭灭。烟花还在放，一簇一簇地窜上天，炸开，亮一下，又暗了。钱四举著白兔子灯走在前面，烛火透过纸壁，把整盏灯映成暖黄色。陆维楨跟在后面，灰兔子灯的斜眼被烛光照著，像是在看路，又像是在看別处。
走了一段，钱四忽然停下来。
“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进京之后，咱还能回来不？”
陆维楨没有回答。他把手伸进衣领，摸到那枚青玉佩。温的。铜牌在另一侧，凉的。竹纸名帖和周慕白的竹牌还在，又多了一样——老门房给的蜡烛头，用油纸裹著，贴在胸口，硬硬的，小小的。
五样东西了。
他加快脚步，走进了上元节的夜色里。身后，漕运总督衙门的灯笼在风里摇晃，光晕一圈一圈的，把门前的石狮子映得一明一暗。
扬州城的灯市从申时就开始热闹了。钞关码头往东，沿著河岸，两边的铺子门口全掛上了灯笼——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绘著花鸟的、写著灯谜的，一盏挨著一盏，把整条街照得恍如白昼。卖元宵的挑子冒著热气，芝麻馅、豆沙馅、桂花馅，甜腻腻的香气混著灯油的气味，把河风都染甜了。小孩子穿著新棉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手里举著纸扎的兔子灯，烛火在纸肚子里摇摇晃晃，像一颗跳动的心。有杂耍艺人在街口吞火吐剑，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叫好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更远处，河面上漂著数百盏水灯，莲花状的、船状的，烛光映在水面上，隨波起伏，像是把整条河都点著了。
陆维楨站在街边，看著河面上的水灯。灯顺流而下，一盏跟著一盏，从钞关码头漂向瘦西湖的方向。有些灯漂到一半就灭了，沉进水里，连一点声响都没有。有些灯一直亮著，越漂越远，变成一个小小的光点，最后被夜色吞掉。
钱四从人群里挤出来，手里举著两盏刚买的兔子灯，一盏白的，一盏灰的。他把灰的那盏塞给陆维楨。“哥，拿著。上元节不举灯，一年都走背运。”
陆维楨低头看了看那盏灰兔子灯。纸糊的兔耳朵一只竖著一只耷拉著，眼珠子是用墨点上去的，点歪了，看上去有点斜眼。烛火在纸肚子里晃，把兔子的脸映得一明一暗。
“哪儿买的？”
“巷口那个老头的摊子上。三文钱两盏。”钱四把自己的白兔子灯举高了，对著月光看了看，“我这只画得好，眼睛是正的。”
陆维楨拎著灰兔子灯，继续往前走。钱四跟在后面，白兔子灯在他手里一晃一晃的，烛火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但就是不灭。
漕运总督衙门在钞关码头往北三条街。从河边走过去，要穿过整个灯市。人越来越多，摩肩接踵，陆维楨把灰兔子灯举高了，免得被挤瘪。钱四跟在后面，一路东张西望，路过一个卖面具的摊子时扯住陆维楨的袖子。“哥，你看那个。”
摊子上掛著几十张面具——关公的红脸、张飞的黑脸、孙悟空的金脸、猪八戒的胖脸。钱四拿起一张青面獠牙的鬼脸，扣在脸上，凑到陆维楨面前。
陆维楨没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
过了灯市最热闹的那段，人渐渐稀了。街两边的铺子关了门，灯笼还亮著，但行人少了，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听得清清楚楚。往前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座巨大的衙门矗立在街尽头。门前的石狮子比平江府同知衙门的大出一倍，张著嘴，鬃毛捲曲，爪子底下按著一只石球。石球上刻著八卦纹，被无数人的手掌摸得光亮。朱漆大门紧闭著，门上嵌著铜钉，横九竖九，共八十一颗。门楣上掛著一块匾额，黑底金字：“漕运总督衙门”。门两侧各掛著一串大红灯笼，灯笼上写著“唐”字，烛火从灯笼里透出来，把门前的石阶照得通亮。门口站著两排兵丁，穿著棉甲，腰挎腰刀，手按刀柄，一动不动。
陆维楨没有往正门走。他带著钱四绕到衙门的侧巷。巷子窄，两个人並肩都过不去。巷子尽头是一扇小门，门是木头的，漆皮剥落，门环上掛著一把铜锁。门边蹲著一个老门房，裹著厚厚的棉袄，揣著手，正打盹。面前的石阶上搁著一盏灯笼，灯笼上写著“侧门”两个字。
陆维楨走到老门房跟前，从怀里摸出周慕白给的那枚竹牌。竹牌在灯笼光里泛著温润的光泽，一面烙著“周”，一面烙著莲花。他把竹牌递过去。
老门房睁开一只眼，看了看竹牌，又看了看陆维楨。然后两只眼都睁开了。他站起来，把竹牌翻过来看了看莲花纹，又翻过去看了看“周”字，还给陆维楨。
“周先生的人？”
“是。”
老门房从腰间摸出一把钥匙，开了铜锁，把门推开一条缝。“进去之后往左拐，沿著廊下走，过两道月门，就是花厅。周先生交代了，让你在花厅外面的廊下等著。不要乱走，不要出声。总督大人今晚宴客，衙门里到处都是人。被人看见你从侧门进来，周先生也保不了你。”
陆维楨点了点头，侧身进了门。钱四跟在他后面，把白兔子灯往门房手里一塞。“老伯，帮我看一下灯。”老门房拎著兔子灯，嘴角抽了抽，没说出话来。
门在身后关上了。
衙门里比外面安静得多。廊下掛著一排灯笼，光不亮，刚好照见脚下的路。青砖铺地，积雪扫过，堆在墙角。廊檐下的冰凌被灯笼光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像一排倒悬的剑。沿著廊下往左拐，走到底，是一道月门。月门是圆形的，门洞上嵌著一块石匾，刻著“清风”两个字。穿过月门，是一个小院。院子中间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上覆著残雪，石缝里长出几丛枯草，被风一吹，瑟瑟地抖。过了假山，再穿一道月门——这块石匾上刻的是“明月”——就到了花厅的后面。
花厅是一座独立的建筑，四面都有廊。花厅里灯火通明，窗户纸上映著人影，觥筹交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有人在敬酒，有人在说笑，有人在弹琵琶——弹的是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轮指轻拢慢捻，琴声从花厅里流出来，被夜风送远。廊下每隔几步就站著一个伺候的僕人，手里端著茶壶或酒壶，垂著手，一动不动。
陆维楨在廊下找了一处不显眼的角落，背靠著柱子站定。钱四蹲在他旁边，缩著脖子，把包袱搂在怀里。包袱里是七本官册，从临清到平江府，从平江府到扬州，一路贴身带著，蓝布封面被体温焐得微微发潮。
花厅里的宴席从申时开到了戌时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陆续有人告辞离去。脚步声从前院传来，一群一群的，伴著寒暄和笑声，渐渐远了。花厅里安静下来。琵琶声停了。又过了约莫两炷香的工夫，花厅的门开了，几个僕人端著残席退出来，碗碟碰撞的声音细细碎碎的。然后门又关上了。
戌时三刻。
花厅的侧门开了一条缝。周慕白探出半个身子，朝廊下扫了一眼。他的目光落在陆维楨身上，点了点头，朝里偏了一下头。
陆维楨从柱子后面走出来。钱四把包袱递给他。陆维楨接过去，拎著包袱走进了花厅。
花厅比他想像的大。正中间摆著一张花梨木的大圆桌，桌上的残席已经撤了，只留著一套紫砂茶具和几只茶碗。桌子周围坐著四个人。正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身材魁梧，方脸膛，浓眉，鬍鬚花白，修剪得整整齐齐。他穿一件藏青色的道袍，袖口挽著，露出一截粗壮的手腕。手腕上有一道旧疤，从虎口一直延伸到腕骨——不是读书人该有的疤。这就是漕运总督唐景安。
唐景安左边坐著一个瘦削的中年人，手里拿著一把摺扇，大冬天也不撒手。右边是一个四十出头的武官，虎背熊腰，脸上的络腮鬍颳得铁青，穿一件武官常服，腰间繫著一条镶玉的皮带。周慕白坐在唐景安对面，手里端著茶碗，正在斟茶。
陆维楨进来的时候，四个人同时看向他。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合上了。武官的手从茶碗边移到了膝盖上。唐景安没有动，只是抬起眼皮，目光从浓眉下面透出来，把陆维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——旧棉袍，袖口磨出毛边，脸上有冻出来的红痕，手里提著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。他的目光在包袱上停了一下，然后移开了。
“慕白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？”
“是。”周慕白放下茶碗，“平江府来的，姓陆。”
唐景安端起茶碗喝了一口。茶碗放下的时候，碗底碰著桌面，发出一声轻响。“平江府到扬州，三百里地。大过年的，跑来做什么？”
陆维楨把包袱放在圆桌边上，解开死结。“送一样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常平仓的官册。景和十八年到二十四年。临清常平仓，刘广才画押的原件。”
花厅里安静了一瞬。瘦削中年人展开摺扇摇了摇，又合上了。武官的手从膝盖上移回了茶碗边。唐景安没有看包袱，他看著陆维楨。
“怎么拿到的？”
“年三十夜里，从刘广才小妾的娘家夹墙里取出来的。”
唐景安的眉毛动了一下。“谁让你取的？”
“没有人让我取。我自己取的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冯有福替我坐了牢。我要把他捞出来。”
唐景安把茶碗端起来，没喝，又放下了。“冯有福是谁？”
“平江府济安堂的东家。我的东家。”陆维楨的声音不高，每个字都说得很稳，“景和二十三年水灾，他在粥棚里支了三天三夜的药炉，给灾民煎药，不收一文钱。今年腊月，薛季昌的人烧了我的屋子，封了他的铺子，把他抓进了平江府大牢。罪名是药材造假。实际上，是因为我替周继宗、马文忠做过帐，脑子里装著薛季昌在平江府的生意脉络。冯有福是替我受过。”
唐景安的手指在茶碗边沿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
“你替周继宗和马文忠做过帐。他们替谁做事？”
“薛季昌。”
“薛季昌替谁做事？”
陆维楨看了周慕白一眼。周慕白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户部郎中，赵怀璧。”
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往桌上一搁，发出一声脆响。武官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。唐景安没有动。他的手指还在茶碗边沿上，一下，一下，节奏很慢。
“赵怀璧。”他把这三个字念得很慢，像是在咀嚼什么。“你知道赵怀璧是谁吗？”
“知道。晏大人都告诉我了。”
“晏清川？”
“是。”
唐景安靠进椅背里。“晏清川还告诉了你什么？”
“常平仓的案子，不止临清一个仓。景和十八年，户部调了一批常平仓大使——临清的刘广才，扬州的钱守业，淮安的赵良佐，济寧的孙德胜。七个仓，分布在运河沿线。七年下来，七个仓的损耗加起来，折银不下百万两。这批仓大使调任的公文，是赵怀璧签的。薛季昌在下面运，赵怀璧在上面批。损耗的银子，从常平仓流出来，经过薛季昌的手，一部分留在薛季昌那里，一部分往上走，走到赵怀璧那里。”
花厅里又安静了。瘦削中年人把摺扇拿起来，在掌心里敲了敲。武官把凉透的茶碗搁下，推远了一些。唐景安靠在椅背上，闭著眼睛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。咚，咚，咚。敲到第十下的时候，他睁开眼睛。
“周慕白说你过目不忘。景和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临清常平仓的进仓帐目，还记得吗？”
“景和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进仓漕粮三千二百石。帐面耗损六十三石，实收三千一百三十七石。经手人刘广才画押，印信『常平仓大使印』。耗损报的是两成，实际进仓数目是实收数减掉一千石——那一千石根本没进仓，直接转运到薛季昌在临清的粮栈了。转运经手人是霍老六，船號『临霍字三號』，装船日期是三月十九。出粮价每石三两三钱，比市价高出九钱。差价七百文，一千石就是七百两。”
唐景安的手指停了。
“景和二十一年九月，临清霍老六的船，运费报了多少？”
“六成。临清到平江府的行情是四成。多出来的两成，买的是霍老六的嘴。”
“景和二十二年五月，恆丰號帐上的『京中节敬』是多少？”
“五千两。收款人没有写名字，只写『京中』。但恆丰號的暗帐上，这笔银子匯出之后第三天，赵怀璧在户部的同年、都察院的一个御史，在京城的宅子里收了一笔数目相同的银子。”
武官把茶碗往桌上一顿，茶水溅了出来。瘦削中年人將摺扇展开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周慕白低头斟茶，茶壶嘴在茶碗边沿上轻轻磕了一下。
唐景安靠在椅背上，看著陆维楨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绕过圆桌，走到陆维楨面前。他比陆维楨高半个头，站近了，那道从虎口延伸到腕骨的旧疤看得更清楚了——刀伤，深可见骨，癒合之后留下一道暗红色的隆起，像一条蜈蚣趴在手腕上。
“知道我手腕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陆维楨没有回答。
“景和十八年，我刚升漕运总督。上任第一天，有人在我的茶里下了毒。不是要毒死我——分量刚好够让我上吐下泻，错过第二天跟户部交接漕粮帐目的时辰。我没喝那碗茶。但那个人不甘心，当天夜里派了两个人翻进我的宅子，想在我的书房里放一把火。我正好在书房里看帐册。”他把右手举起来，让那道疤对著灯光。“两个人，两把刀。我手无寸铁。最后我夺了一把刀，砍伤了一个，另一个跑了。夺刀的时候，手腕被划了这道口子。伤好了之后，我查了三个月，查到派那两个人来的人，是赵怀璧的一个门生，当时的临清钞关主事。”
他把手放下，袖口落下来，盖住了那道疤。
“景和十八年到今年，七年了。赵怀璧还是户部郎中。他的同年、同乡、姻亲、门生，还在户部、都察院、內阁、司礼监。那张网还在。我动不了他。”
他转过身，走到窗边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。上元节的灯火从窗缝里透进来，河面上的水灯、街上的灯笼、夜空里的烟花，把窗纸映得五彩斑斕。爆竹声、喧闹声、琵琶声，被夜风送进来，远远的，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
“知道为什么动不了吗？不是因为他的网密。是因为没有人能把刀递到我手里。”他转过身，看著陆维楨，“你递来了。”
陆维楨把包袱皮完全打开。七本官册，蓝布封面，一本一本码在圆桌上。唐景安拿起最上面一本——景和二十四年。他没有翻，只是用手掌按在封面上。那只带著旧疤的手，按在“常平仓”三个字上面，疤的边缘被灯光照得微微发亮。
“这些东西，递到御前，赵怀璧的网就破了。”他把手从帐册上移开，“但前提是，能递到御前。”
“唐大人有办法递上去？”
唐景安没有回答。他走回自己的座位，坐下来。瘦削中年人凑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唐景安摇了摇头。中年人把摺扇合上，搁在膝盖上。武官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门朝外面看了看，又把门关上，插上门閂。
唐景安端起茶碗。茶已经彻底凉了，他端在手里，没有喝。
“正月底，我要进京述职。每年正月，漕运总督都要进京，向户部匯报上一年的漕粮收支。今年也不例外。”他把茶碗放下，“述职的时候，我会带上一个隨从。这个隨从，需要懂帐目、记得住数目、问不倒。户部的人会盘问我，也会盘问我的隨从。如果他们发现隨从对帐目一窍不通，就会起疑。”
他看著陆维楨。
“你过目不忘。常平仓七年的帐目，全在你脑子里。你跟我进京。”
不是问句。是陈述句。
花厅里安静了很久。窗外，一簇烟花窜上天，炸开，亮了一瞬，把窗纸映得煞白。然后暗了。
陆维楨站在圆桌前。七本官册码在桌上，蓝布封面被灯光照得微微反光。他的手背上有冻疮——在临清翻城墙的时候冻出来的，红肿著，被花厅里的热气一熏，痒得钻心。他没有挠。
“唐大人，我跟你进京。但有一个条件。”
瘦削中年人把摺扇往桌上一拍。“你一个帐房，跟总督大人谈条件？”
唐景安抬了抬手。中年人將摺扇收了回去。
“说。”
“冯有福还在平江府大牢里。薛季昌的人压著不审，等抓到我，再併案。我跟你进京，来回至少一个月。这一个月里，冯有福不能有事。”
唐景安看著陆维楨。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周慕白。”
“在。”
“明天派人去平江府。拿我的名帖，去见平江知府。就说，常平仓的案子，漕运总督衙门接了。冯有福是本案的证人，不是人犯。在案子审结之前，冯有福若少一根汗毛，我唐景安亲自去平江府问他。”
周慕白低头应了一声。
陆维楨把包袱皮重新裹好，系上死结，挎在肩上。唐景安看著他的动作，忽然说了一句话。
“你替冯有福做的这些事，他知道了，会怎么说？”
陆维楨的手在包袱上停了一下。
“他不会说什么。他只会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，在鞋底上磕一磕，然后去煎药。”
唐景安点了点头，端起那碗凉透的茶，一饮而尽。
陆维楨挎著包袱，退出了花厅。廊下的冷风扑面打过来，把他脸上的热气一扫而光。钱四蹲在柱子底下，缩成一团，怀里抱著那盏白兔子灯——老门房不知道怎么把灯还给他了。烛火在纸肚子里摇摇晃晃，照著钱四的脸，青紫色的淤痕还没消乾净，被烛光一照，像一块旧铜钱上的锈。
看见陆维楨出来，钱四站起来。“哥，咋样？”
“正月底，进京。”
“进京？”钱四的眼睛亮了，“哥，京城啥样？”
陆维楨没答话。他把灰兔子灯从廊柱上摘下来——他进花厅前掛上去的——拎在手里。两盏兔子灯，一盏白的，一盏灰的，烛火在纸肚子里晃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，一长一短。
他们沿著来时的路往外走。穿过“明月”月门，穿过假山小院，穿过“清风”月门，走到侧门。老门房还蹲在门口，揣著手，灯笼搁在脚边。看见他们出来，站起来，把门拉开。
“陆先生。”老门房忽然开口了。
陆维楨回过头。
老门房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递过来。是一截蜡烛头，白色的，用油纸裹著。“兔子灯里的蜡烛快烧完了。这个备著。”
陆维楨接过蜡烛头，点了点头，迈出了侧门。
巷子里，上元节的灯火还在远处亮著。河面上的水灯已经漂远了，只剩零星几盏，在夜色里明明灭灭。烟花还在放，一簇一簇地窜上天，炸开，亮一下，又暗了。钱四举著白兔子灯走在前面，烛火透过纸壁，把整盏灯映成暖黄色。陆维楨跟在后面，灰兔子灯的斜眼被烛光照著，像是在看路，又像是在看別处。
走了一段，钱四忽然停下来。
“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进京之后，咱还能回来不？”
陆维楨没有回答。他把手伸进衣领，摸到那枚青玉佩。温的。铜牌在另一侧，凉的。竹纸名帖和周慕白的竹牌还在，又多了一样——老门房给的蜡烛头，用油纸裹著，贴在胸口，硬硬的，小小的。
五样东西了。
他加快脚步，走进了上元节的夜色里。身后，漕运总督衙门的灯笼在风里摇晃，光晕一圈一圈的，把门前的石狮子映得一明一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