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卫国的孪生弟弟被带走之后，江波在老浮桥那间小屋里坐了很久。
煤油灯还亮著，火苗跳动著，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，像无数只手在比划著名什么。灯罩上落了灰，光线有些朦朧，像隔著一层雾。桌上摊著那些笔记本，那些照片，那些信。先生的那本，董振华的那本，孙建国的那本，张建军的那本，陈卫国的那本。他们都写过了，都记过了，都说过了对不起。他们走了，这些东西留了下来。它们的封面磨损了，边角捲曲了，纸张发黄了，但里面的字还在。那些字跡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用力，有的轻淡。有的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刻在石头上。有的写得很急，歪歪扭扭，像有人在追他。它们都是活的，都在呼吸，都在说话。
江波翻开先生的那本，最后一页是林晓雪的名字。旁边写著日期，下面写著对不起。先生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在刻字。他不知道先生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。是在想她的脸，还是在想她的死？是在想那些对不起，还是在想那些还不完的债？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窗外是那片废墟，那片江水。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子，亮得晃眼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它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不知道走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转身，走出小屋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门口，看著那盏灯。它还在亮著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灯罩。玻璃是热的，烫手。他缩回手，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驶出老浮桥。
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那里。那盏灯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他开上长江大桥，看著江水。江水在月光下泛著银光，缓缓流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陈芳的母亲，八十六了，还在等，每天起来问芳芳回来了吗。李梅的姐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听说妹妹不会再回来，只说了一句“把碗筷收了吧”。刘小琴的哥哥，找了很多年，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，他妈死的时候念叨女儿的名字，他爸死的时候也念叨。他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
天亮的时候，江波回到市局。刘桐已经写好了结案报告，厚厚一沓，放在桌上，封面上印著“结案报告”四个字，下面写著日期。他看见江波进来，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嘴唇乾裂，脸上还有键盘硌出的红印，从额头一直延伸到脸颊。他的头髮乱糟糟的，像一蓬枯草。他显然也是一夜没睡。
“波sir，陈卫国的孪生弟弟，死刑。他哥哥，改判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先生他们，也都要出来了。缓刑期满了，不用再进去了。他们可以回家了。董振华、孙建国、张建军，他们的缓刑期都满了，都不用再进去了。他们可以回家了。”
江波接过报告，翻开。一页一页地看。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，那些罪行。他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每一个字都不放过。看到最后一页，他合上报告，放在桌上。他的手在报告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开。他的手印留在封面上，湿湿的，是汗。
“好。送去给家属吧。我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陈芳家，李梅家，刘小琴家，孙小梅家，还有那些查不到家属的，也要去。高德明，没人等他了，但也要去。告诉他，案子结了。杀他的人死了。他可以安息了。他虽然是个混混，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，不討人喜欢。但他也是人。他死了，没人找他，没人等他。但有人记著他。先生记著他，我记著他。”
刘桐点头。“波sir，我陪您去。您一个人去，太累了。那么多家，跑不过来。芜湖，合肥，铜陵，无为。一家一家跑，要跑好几天。您身体受不了。您已经好几天没睡了，眼睛都是红的。”
江波摇头。“不用。我一个人去。你在这里，把那些笔记本、照片、信，整理好。归档。存起来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你帮我记著。你帮我存著。等我老了，记不住了，你告诉我。等你也老了，记不住了，让你的孩子告诉我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刘桐的眼泪流下来。“波sir，我记著。我帮您记著。您记不住了，我告诉您。我老了，让我的孩子告诉您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江波点头。他走出办公室，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走廊里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等到了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
下午，江波去看守所接先生。先生今天出来，缓刑期满了，不用再进去了。江波把车停在看守所门口，熄了火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下车。他看著那扇铁灰色的大门，看著门上的铁锈，看著门卫室里那个打瞌睡的老头。阳光照在铁丝网上，闪著冷光。他想起先生第一天进去的时候，也是他送来的。先生没有回头，一直走进去了。今天，他要接他出来。
先生站在看守所门口，穿著那件深色的大衣，头髮全白了，背很驼。他手里抱著那本本子，抱得很紧，像抱著一个婴儿。蓝色的封面，已经磨损了，边角捲曲，露出里面的灰纸板。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抚摸著，像在摸一件很珍贵的东西。他看见江波的车，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那笑容里，有等待，有期盼，有安心。
“来了？你来接我了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以为你忘了。”
江波下车，走过去。“先生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妈包了饺子，等你回去吃。猪肉白菜馅的。她说你太瘦了，要多吃点。她一大早就起来和面了，剁馅，擀皮，包了整整一上午。”
先生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“回家？回哪个家？那间小屋？还是你那儿？那间小屋还在吗？那盏灯还亮著吗？”
江波扶著他上车。“回我那儿。我妈在等你。那间小屋也在，那盏灯也亮著。你想回去的时候，我送你去。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”
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本子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头枕在他脚上，尾巴摇了摇。车发动，驶出看守所。后视镜里，那栋灰白色的楼房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先生没有回头，只是一直看著窗外，看著那些飞逝的田野、村庄、河流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闭上眼睛。他的呼吸很轻，很均匀。他睡著了。
车开到江波家楼下，秀英已经在门口等著了。她穿著那件旧棉袄，头髮用一根皮筋扎著，露出花白的髮根。她的围裙上沾著麵粉，手上也沾著麵粉。她看见先生下车，迎上来，眼睛红了。
“周老师，回来了？饺子包好了，就等你呢。猪肉白菜馅的，一舟最爱吃的。你说你也爱吃。我包了很多，够你吃好几顿的。”
先生的眼泪流下来。“秀英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记著一舟，谢谢你记著我。你等了他那么多年，等到了。我也等到了。你们都等到了。”
秀英扶著他上楼。“別说这些。走吧，上楼。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煮了三锅，第一锅可能有点凉了，第二锅刚出锅，正好。你趁热吃。”
江波跟在后面，汤圆跟在最后。他们上楼，进了屋。屋里很暖，暖气片烧得热乎乎的。桌上摆著几盘饺子，热气腾腾的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一个一个排得很整齐。旁边放著几碟醋和蒜泥，还有一碗饺子汤。秀英扶著先生在桌前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
“吃吧。趁热吃。別客气，就当自己家。”
先生拿起筷子，夹起一个饺子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。他的牙掉了好几颗，剩下的也鬆了，嚼东西很费劲。他嚼得很慢，像在品尝什么，像在记住什么。他的眼泪流下来，顺著那些乾涸的河床一样的皱纹往下流。
“好吃。你妈包的饺子，好吃。一舟以前也带给我吃过。他每次来看我，都带饺子。他说是他媳妇包的。他笑得很开心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眼睛很亮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”
秀英的眼泪流下来。“他开心就好。他开心就好。他这辈子，没怎么笑过。就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笑。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也笑。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你不知道，他刚认识我的时候，可严肃了。后来熟了，才慢慢笑。第一次笑的时候，我都看呆了。他说，你看什么？我说，看你笑。他就脸红了。”
江波坐在旁边，看著他们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先生回来了，董振华也回来了，孙建国也回来了。他们都可以放下了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有人记著了。他记著了。他替他们记著了。
吃完饺子，先生坐在沙发上，抱著那本本子。他看著江波，眼睛很亮。
“小江，那些笔记本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打算一直留著吗？你打算传给谁？”
江波在他对面坐下。“留著。留著给那些家属看。留著给那些死去的人看。留著给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看。他们知道，有人记著他们。他们不会消失。等那些家属都看过了，都知道了，都放下了，我再想办法。也许捐给档案馆，也许出本书，也许就这么留著，传给下一代。”
先生点头。“好。你记著。你替我们记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我老了，记不住了。你替我记著。你替我们所有人记著。”
江波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江城的夜景，远处的长江大桥上车灯连成一条光河，从江的这边流向江的那边。江面上有几艘夜航的船，亮著灯，缓缓移动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回来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
煤油灯还亮著，火苗跳动著，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，像无数只手在比划著名什么。灯罩上落了灰，光线有些朦朧，像隔著一层雾。桌上摊著那些笔记本，那些照片，那些信。先生的那本，董振华的那本，孙建国的那本，张建军的那本，陈卫国的那本。他们都写过了，都记过了，都说过了对不起。他们走了，这些东西留了下来。它们的封面磨损了，边角捲曲了，纸张发黄了，但里面的字还在。那些字跡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用力，有的轻淡。有的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刻在石头上。有的写得很急，歪歪扭扭，像有人在追他。它们都是活的，都在呼吸，都在说话。
江波翻开先生的那本，最后一页是林晓雪的名字。旁边写著日期，下面写著对不起。先生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在刻字。他不知道先生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。是在想她的脸，还是在想她的死？是在想那些对不起，还是在想那些还不完的债？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窗外是那片废墟，那片江水。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子，亮得晃眼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它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不知道走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转身，走出小屋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门口，看著那盏灯。它还在亮著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灯罩。玻璃是热的，烫手。他缩回手，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驶出老浮桥。
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那里。那盏灯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他开上长江大桥，看著江水。江水在月光下泛著银光，缓缓流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陈芳的母亲，八十六了，还在等，每天起来问芳芳回来了吗。李梅的姐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听说妹妹不会再回来，只说了一句“把碗筷收了吧”。刘小琴的哥哥，找了很多年，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，他妈死的时候念叨女儿的名字，他爸死的时候也念叨。他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
天亮的时候，江波回到市局。刘桐已经写好了结案报告，厚厚一沓，放在桌上，封面上印著“结案报告”四个字，下面写著日期。他看见江波进来，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嘴唇乾裂，脸上还有键盘硌出的红印，从额头一直延伸到脸颊。他的头髮乱糟糟的，像一蓬枯草。他显然也是一夜没睡。
“波sir，陈卫国的孪生弟弟，死刑。他哥哥，改判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先生他们，也都要出来了。缓刑期满了，不用再进去了。他们可以回家了。董振华、孙建国、张建军，他们的缓刑期都满了，都不用再进去了。他们可以回家了。”
江波接过报告，翻开。一页一页地看。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，那些罪行。他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每一个字都不放过。看到最后一页，他合上报告，放在桌上。他的手在报告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开。他的手印留在封面上，湿湿的，是汗。
“好。送去给家属吧。我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陈芳家，李梅家，刘小琴家，孙小梅家，还有那些查不到家属的，也要去。高德明，没人等他了，但也要去。告诉他，案子结了。杀他的人死了。他可以安息了。他虽然是个混混，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，不討人喜欢。但他也是人。他死了，没人找他，没人等他。但有人记著他。先生记著他，我记著他。”
刘桐点头。“波sir，我陪您去。您一个人去，太累了。那么多家，跑不过来。芜湖，合肥，铜陵，无为。一家一家跑，要跑好几天。您身体受不了。您已经好几天没睡了，眼睛都是红的。”
江波摇头。“不用。我一个人去。你在这里，把那些笔记本、照片、信，整理好。归档。存起来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你帮我记著。你帮我存著。等我老了，记不住了，你告诉我。等你也老了，记不住了，让你的孩子告诉我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刘桐的眼泪流下来。“波sir，我记著。我帮您记著。您记不住了，我告诉您。我老了，让我的孩子告诉您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江波点头。他走出办公室，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走廊里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等到了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
下午，江波去看守所接先生。先生今天出来，缓刑期满了，不用再进去了。江波把车停在看守所门口，熄了火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下车。他看著那扇铁灰色的大门，看著门上的铁锈，看著门卫室里那个打瞌睡的老头。阳光照在铁丝网上，闪著冷光。他想起先生第一天进去的时候，也是他送来的。先生没有回头，一直走进去了。今天，他要接他出来。
先生站在看守所门口，穿著那件深色的大衣，头髮全白了，背很驼。他手里抱著那本本子，抱得很紧，像抱著一个婴儿。蓝色的封面，已经磨损了，边角捲曲，露出里面的灰纸板。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抚摸著，像在摸一件很珍贵的东西。他看见江波的车，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那笑容里，有等待，有期盼，有安心。
“来了？你来接我了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以为你忘了。”
江波下车，走过去。“先生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妈包了饺子，等你回去吃。猪肉白菜馅的。她说你太瘦了，要多吃点。她一大早就起来和面了，剁馅，擀皮，包了整整一上午。”
先生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“回家？回哪个家？那间小屋？还是你那儿？那间小屋还在吗？那盏灯还亮著吗？”
江波扶著他上车。“回我那儿。我妈在等你。那间小屋也在，那盏灯也亮著。你想回去的时候，我送你去。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”
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本子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头枕在他脚上，尾巴摇了摇。车发动，驶出看守所。后视镜里，那栋灰白色的楼房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先生没有回头，只是一直看著窗外，看著那些飞逝的田野、村庄、河流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闭上眼睛。他的呼吸很轻，很均匀。他睡著了。
车开到江波家楼下，秀英已经在门口等著了。她穿著那件旧棉袄，头髮用一根皮筋扎著，露出花白的髮根。她的围裙上沾著麵粉，手上也沾著麵粉。她看见先生下车，迎上来，眼睛红了。
“周老师，回来了？饺子包好了，就等你呢。猪肉白菜馅的，一舟最爱吃的。你说你也爱吃。我包了很多，够你吃好几顿的。”
先生的眼泪流下来。“秀英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记著一舟，谢谢你记著我。你等了他那么多年，等到了。我也等到了。你们都等到了。”
秀英扶著他上楼。“別说这些。走吧，上楼。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煮了三锅，第一锅可能有点凉了，第二锅刚出锅，正好。你趁热吃。”
江波跟在后面，汤圆跟在最后。他们上楼，进了屋。屋里很暖，暖气片烧得热乎乎的。桌上摆著几盘饺子，热气腾腾的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一个一个排得很整齐。旁边放著几碟醋和蒜泥，还有一碗饺子汤。秀英扶著先生在桌前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
“吃吧。趁热吃。別客气，就当自己家。”
先生拿起筷子，夹起一个饺子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。他的牙掉了好几颗，剩下的也鬆了，嚼东西很费劲。他嚼得很慢，像在品尝什么，像在记住什么。他的眼泪流下来，顺著那些乾涸的河床一样的皱纹往下流。
“好吃。你妈包的饺子，好吃。一舟以前也带给我吃过。他每次来看我，都带饺子。他说是他媳妇包的。他笑得很开心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眼睛很亮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”
秀英的眼泪流下来。“他开心就好。他开心就好。他这辈子，没怎么笑过。就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笑。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也笑。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你不知道，他刚认识我的时候，可严肃了。后来熟了，才慢慢笑。第一次笑的时候，我都看呆了。他说，你看什么？我说，看你笑。他就脸红了。”
江波坐在旁边，看著他们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先生回来了，董振华也回来了，孙建国也回来了。他们都可以放下了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有人记著了。他记著了。他替他们记著了。
吃完饺子，先生坐在沙发上，抱著那本本子。他看著江波，眼睛很亮。
“小江，那些笔记本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打算一直留著吗？你打算传给谁？”
江波在他对面坐下。“留著。留著给那些家属看。留著给那些死去的人看。留著给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看。他们知道，有人记著他们。他们不会消失。等那些家属都看过了，都知道了，都放下了，我再想办法。也许捐给档案馆，也许出本书，也许就这么留著，传给下一代。”
先生点头。“好。你记著。你替我们记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我老了，记不住了。你替我记著。你替我们所有人记著。”
江波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江城的夜景，远处的长江大桥上车灯连成一条光河，从江的这边流向江的那边。江面上有几艘夜航的船，亮著灯，缓缓移动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回来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