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看守所出来，江波没有回市局，直接把车开到了长江大桥下面。他把车停在桥墩旁边，熄了火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，亮得晃眼，像无数只眼睛在眨，又像无数张嘴在说。汤圆趴在副驾驶，头枕在爪子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享受著从车窗缝里漏进来的暖风。它的耳朵偶尔动一动，像是在梦里听见了什么。江波点了一根烟，深深吸了一口。烟雾在阳光里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
他想起陈卫国最后说的那句话：“我等到了你。”他等了那么多年，等到了。他该死了。张建军也等到了，他也该死了。他们都等到了。先生也等到了，他等到了江波，等到了那些对不起被说出来。他可以放下了。那些家属也等到了，她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她们也可以放下了。
但江波还没有放下。他还在想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不知道走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阿珍，小梅，陈芳，王丽，赵秀英，刘小琴，孙小梅，张建国，李梅，高德明，秀兰，林晓雪。他都记著。他记在心里，记在脑子里，记在骨头里。他们不会消失。他们不会没。但他一个人记，够吗？他老了以后，谁来记？他死了以后，谁来记？他的孩子会记吗？他还没有孩子。他连女朋友都没有。他只有汤圆。汤圆不会说话，不会写字，不会记名字。它只会陪著他，舔他的手，用头拱他的腿。它只能陪著他，不能替他记。
手机响了。刘桐打来的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哭过，又像是熬了太久的夜，嗓子发炎了。
“波sir，结案报告写好了。陈卫国、张建军的起诉意见书也准备好了。检察院那边说，证据確凿，可以起诉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判了。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陈卫国没有上诉，张建军也没有上诉。他们都说，该死了。等到了，够了。他们的律师也劝他们上诉，他们不肯。他们说，不想再等了。等了那么多年，够了。”
江波把烟掐灭，菸头在菸灰缸里摁了好几下，直到確定它完全灭了才鬆手。“好。送过去吧。该结的结了。那些夜跑的女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告诉检察院，儘快判。家属等了一辈子，不能再等了。她们的头髮白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走不动了。再等，她们也等不了了。”
掛了电话，他坐在那里，看著江水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但光记著还不够。他还要替他们活著。替那些死去的人活著，替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活著，替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活著。他一个人，要替那么多人活著。他能做到吗？他不知道。但他会试。他会一直试，试到他死为止。
他发动引擎，驶出桥下。车开上长江路，往老浮桥方向去。他要去看那间小屋，去看那盏灯。先生不在，董振华不在，孙建国不在，张建军不在，陈卫国也不在。他们都走了。但那盏灯还亮著。他要去看看，那盏灯还在不在，还有没有人去添油，还有没有人去擦灯罩。如果灯灭了，那些名字是不是就跟著灭了？那些对不起是不是就跟著没了？
老浮桥在午后阳光里，像一片被遗忘的废墟。推土机还停在那里，锈跡斑斑的，在阳光下像一具巨大的骨架，履带陷在泥里，一动不动的，像是死了一样。荒草在风里摇晃，黄黄的，乾乾的，沙沙作响，像无数只手在窃窃私语，又像无数张嘴在嘆息。那间小屋的门开著，灯还亮著。但里面没有人了。先生走了，董振华走了，孙建国走了，张建军走了，陈卫国也走了。他们都散了。但那盏灯还亮著。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星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它还在等。等谁回来？等先生回来？等董建安回来？还是等那些死去的人回来？
江波把车停在废墟前面，熄了火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下车。汤圆也坐著，看著窗外，耳朵竖得直直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车门，下车。风吹过来，很冷，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。他踩在碎砖上，咯吱咯吱响，脚步声在空旷的废墟上迴荡。他走到那间小屋前，站在门口，看著里面。煤油灯还亮著，火苗跳动著，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，像无数只手在比划著名什么，像是在召唤谁。桌上摊著那些笔记本，那些照片，那些信。他们没带走。他们留给他了。那些笔记本摞在一起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有的厚，有的薄。那些照片散在桌上，有的黑白，有的彩色，有的已经发黄，边角捲曲。那些信叠在一起，用一根发黄的绳子扎著，绳结打得很紧，像是怕散了。
他走进去，坐在桌前。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一半亮，一半暗。他翻开那本笔记本，先生的那本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林晓雪的名字。旁边写著日期，下面写著对不起。他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页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抚摸那些名字，像在抚摸那些死去的人。纸页已经发黄变脆，边角捲曲，翻的时候要很小心，稍一用力就会碎。他翻得很慢，像在拆炸弹，像在拆一封写了很久的信。
然后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董志强的那本，看到“看客”的记录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字跡从工整变得潦草，从潦草变得工整。董志强记了那么多年，记了几十条。他记下了那个人的每一次出现，每一次离开。他记下了他的特徵，他的习惯，他的路线。他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记住了他。他记了那么多年，写了几十条。他等他来找他。他没有等到。他死了。他死在自己的车里，吃了安眠药，旁边放著一封信。信上写著对不起。他等的那个人，没有来。他等的是江波，江波来了。但他已经死了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董振华的那本，看到那些档案的摘要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。那些档案，他大多看过。那些名字，他大多记得。但他还是看，一页一页地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他怕漏掉什么。他怕忘了什么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孙建国的那本，看到那些照片的描述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女人的脸，那些笑容，那些碎花裙子。她们活著的时候，笑得很开心。她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。她们不知道有人会杀了她们。她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们只是去夜跑，只是路过，只是运气不好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张建军的那本，看到那些女人的信息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住址，那些工作单位，那些跑步路线。那些信息，是陈卫国告诉他的。他拿著那些信息，去跟踪那些女人。他跟了很久，有时候跟几个月，有时候跟半年。他摸清了她们的习惯，知道了她们的时间，找到了她们的弱点。他比她们自己还了解她们。然后他杀了她们。他杀了她们，因为她们像他妻子。他杀了她们，因为有人告诉他，她们像他妻子。他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。他以为他在报仇。他以为他在替妻子报仇。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在替別人杀人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著那片江水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但他不知道，走进去之后，会看到什么。是更多的名字，更多的对不起，还是更多的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转身，走出小屋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门口，看著那盏灯。它还在亮著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灯罩。玻璃是热的，烫手。他缩回手，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驶出老浮桥。
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那里。那盏灯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他开上长江大桥，看著江水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缓缓流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陈芳的母亲，八十六了，还在等，每天起来问芳芳回来了吗。李梅的姐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听说妹妹不会再回来，只说了一句“把碗筷收了吧”。刘小琴的哥哥，找了很多年，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，他妈死的时候念叨女儿的名字，他爸死的时候也念叨。他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但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能放下吗？先生能放下吗？董振华能放下吗？孙建国能放下吗？他们能放下吗？他们还在写那些名字，还在说那些对不起。他们放不下。他们写不动了，还在写。说不出来了，还在说。
他驶下大桥，往市局开。他要写一份报告，给那些家属。告诉他们，案子结了。凶手抓到了。他们可以安心了。他要亲自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等的人没有白死。有人记著他们。他也要告诉先生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董振华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孙建国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张建军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陈卫国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们都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都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都说了对不起。他要替他们把那些对不起送到。送到那些家属手里，送到那些死去的人耳边，送到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心里。
回到市局，刘桐还在。他坐在电脑前，面前摊著那份结案报告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桌上放著好几个空咖啡杯，咖啡渍在杯壁上结成了一圈一圈的褐色痕跡。他看见江波进来，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，眼眶下面有两道深深的印子。
“波sir，报告写好了。您看看。陈卫国、张建军的起诉意见书也准备好了。检察院那边说，证据確凿，可以起诉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判了。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陈卫国没有上诉，张建军也没有上诉。他们都说，该死了。等到了，够了。他们的律师也劝他们上诉，他们不肯。他们说，不想再等了。等了那么多年，够了。上诉又要等，等二审，等死刑覆核，又要等好几年。他们等不了了。”
江波接过报告，翻开。一页一页地看。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，那些罪行。他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每一个字都不放过。看到最后一页，他合上报告，放在桌上。他的手在报告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开。他的手印留在封面上，湿湿的，是汗。
“好。送去给家属吧。我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陈芳家，李梅家，刘小琴家，孙小梅家，还有那些查不到家属的，也要去。高德明，没人等他了，但也要去。告诉他，案子结了。杀他的人死了。他可以安息了。他虽然是个混混，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，不討人喜欢。但他也是人。他死了，没人找他，没人等他。但有人记著他。先生记著他，我记著他。”
刘桐点头。他的眼泪流下来，顺著脸颊往下流。“波sir，我陪您去。您一个人去，太累了。那么多家，跑不过来。芜湖，合肥，铜陵，无为。一家一家跑，要跑好几天。您身体受不了。”
江波摇头。“不用。我一个人去。你在这里，把那些笔记本、照片、信，整理好。归档。存起来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你帮我记著。你帮我存著。等我老了，记不住了，你告诉我。等你也老了，记不住了，让你的孩子告诉我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刘桐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“波sir，我记著。我帮您记著。您记不住了，我告诉您。我老了，让我的孩子告诉您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江波点头。他走出办公室，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走廊里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等到了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他一定会。
他想起陈卫国最后说的那句话：“我等到了你。”他等了那么多年，等到了。他该死了。张建军也等到了，他也该死了。他们都等到了。先生也等到了，他等到了江波，等到了那些对不起被说出来。他可以放下了。那些家属也等到了，她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她们也可以放下了。
但江波还没有放下。他还在想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不知道走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阿珍，小梅，陈芳，王丽，赵秀英，刘小琴，孙小梅，张建国，李梅，高德明，秀兰，林晓雪。他都记著。他记在心里，记在脑子里，记在骨头里。他们不会消失。他们不会没。但他一个人记，够吗？他老了以后，谁来记？他死了以后，谁来记？他的孩子会记吗？他还没有孩子。他连女朋友都没有。他只有汤圆。汤圆不会说话，不会写字，不会记名字。它只会陪著他，舔他的手，用头拱他的腿。它只能陪著他，不能替他记。
手机响了。刘桐打来的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哭过，又像是熬了太久的夜，嗓子发炎了。
“波sir，结案报告写好了。陈卫国、张建军的起诉意见书也准备好了。检察院那边说，证据確凿，可以起诉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判了。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陈卫国没有上诉，张建军也没有上诉。他们都说，该死了。等到了，够了。他们的律师也劝他们上诉，他们不肯。他们说，不想再等了。等了那么多年，够了。”
江波把烟掐灭，菸头在菸灰缸里摁了好几下，直到確定它完全灭了才鬆手。“好。送过去吧。该结的结了。那些夜跑的女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告诉检察院，儘快判。家属等了一辈子，不能再等了。她们的头髮白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走不动了。再等，她们也等不了了。”
掛了电话，他坐在那里，看著江水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但光记著还不够。他还要替他们活著。替那些死去的人活著，替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活著，替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活著。他一个人，要替那么多人活著。他能做到吗？他不知道。但他会试。他会一直试，试到他死为止。
他发动引擎，驶出桥下。车开上长江路，往老浮桥方向去。他要去看那间小屋，去看那盏灯。先生不在，董振华不在，孙建国不在，张建军不在，陈卫国也不在。他们都走了。但那盏灯还亮著。他要去看看，那盏灯还在不在，还有没有人去添油，还有没有人去擦灯罩。如果灯灭了，那些名字是不是就跟著灭了？那些对不起是不是就跟著没了？
老浮桥在午后阳光里，像一片被遗忘的废墟。推土机还停在那里，锈跡斑斑的，在阳光下像一具巨大的骨架，履带陷在泥里，一动不动的，像是死了一样。荒草在风里摇晃，黄黄的，乾乾的，沙沙作响，像无数只手在窃窃私语，又像无数张嘴在嘆息。那间小屋的门开著，灯还亮著。但里面没有人了。先生走了，董振华走了，孙建国走了，张建军走了，陈卫国也走了。他们都散了。但那盏灯还亮著。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星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它还在等。等谁回来？等先生回来？等董建安回来？还是等那些死去的人回来？
江波把车停在废墟前面，熄了火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下车。汤圆也坐著，看著窗外，耳朵竖得直直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车门，下车。风吹过来，很冷，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。他踩在碎砖上，咯吱咯吱响，脚步声在空旷的废墟上迴荡。他走到那间小屋前，站在门口，看著里面。煤油灯还亮著，火苗跳动著，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，像无数只手在比划著名什么，像是在召唤谁。桌上摊著那些笔记本，那些照片，那些信。他们没带走。他们留给他了。那些笔记本摞在一起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有的厚，有的薄。那些照片散在桌上，有的黑白，有的彩色，有的已经发黄，边角捲曲。那些信叠在一起，用一根发黄的绳子扎著，绳结打得很紧，像是怕散了。
他走进去，坐在桌前。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一半亮，一半暗。他翻开那本笔记本，先生的那本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林晓雪的名字。旁边写著日期，下面写著对不起。他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页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抚摸那些名字，像在抚摸那些死去的人。纸页已经发黄变脆，边角捲曲，翻的时候要很小心，稍一用力就会碎。他翻得很慢，像在拆炸弹，像在拆一封写了很久的信。
然后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董志强的那本，看到“看客”的记录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字跡从工整变得潦草，从潦草变得工整。董志强记了那么多年，记了几十条。他记下了那个人的每一次出现，每一次离开。他记下了他的特徵，他的习惯，他的路线。他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记住了他。他记了那么多年，写了几十条。他等他来找他。他没有等到。他死了。他死在自己的车里，吃了安眠药，旁边放著一封信。信上写著对不起。他等的那个人，没有来。他等的是江波，江波来了。但他已经死了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董振华的那本，看到那些档案的摘要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。那些档案，他大多看过。那些名字，他大多记得。但他还是看，一页一页地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他怕漏掉什么。他怕忘了什么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孙建国的那本，看到那些照片的描述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女人的脸，那些笑容，那些碎花裙子。她们活著的时候，笑得很开心。她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。她们不知道有人会杀了她们。她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们只是去夜跑，只是路过，只是运气不好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他翻开张建军的那本，看到那些女人的信息。他看了很久，看到那些住址，那些工作单位，那些跑步路线。那些信息，是陈卫国告诉他的。他拿著那些信息，去跟踪那些女人。他跟了很久，有时候跟几个月，有时候跟半年。他摸清了她们的习惯，知道了她们的时间，找到了她们的弱点。他比她们自己还了解她们。然后他杀了她们。他杀了她们，因为她们像他妻子。他杀了她们，因为有人告诉他，她们像他妻子。他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。他以为他在报仇。他以为他在替妻子报仇。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在替別人杀人。
他合上笔记本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著那片江水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他们走了，他还在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但他不知道，走进去之后，会看到什么。是更多的名字，更多的对不起，还是更多的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走。不能停。停下来，那些名字就没人记了。停下来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。
他转身，走出小屋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门口，看著那盏灯。它还在亮著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灯罩。玻璃是热的，烫手。他缩回手，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驶出老浮桥。
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那里。那盏灯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他开上长江大桥，看著江水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缓缓流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陈芳的母亲，八十六了，还在等，每天起来问芳芳回来了吗。李梅的姐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听说妹妹不会再回来，只说了一句“把碗筷收了吧”。刘小琴的哥哥，找了很多年，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，他妈死的时候念叨女儿的名字，他爸死的时候也念叨。他们等到了真相，等到了对不起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但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能放下吗？先生能放下吗？董振华能放下吗？孙建国能放下吗？他们能放下吗？他们还在写那些名字，还在说那些对不起。他们放不下。他们写不动了，还在写。说不出来了，还在说。
他驶下大桥，往市局开。他要写一份报告，给那些家属。告诉他们，案子结了。凶手抓到了。他们可以安心了。他要亲自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等的人没有白死。有人记著他们。他也要告诉先生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董振华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孙建国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张建军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也要告诉陈卫国，他去了那些家属家，替他说了对不起。他们都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都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都说了对不起。他要替他们把那些对不起送到。送到那些家属手里，送到那些死去的人耳边，送到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心里。
回到市局，刘桐还在。他坐在电脑前，面前摊著那份结案报告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桌上放著好几个空咖啡杯，咖啡渍在杯壁上结成了一圈一圈的褐色痕跡。他看见江波进来，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，眼眶下面有两道深深的印子。
“波sir，报告写好了。您看看。陈卫国、张建军的起诉意见书也准备好了。检察院那边说，证据確凿，可以起诉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判了。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陈卫国没有上诉，张建军也没有上诉。他们都说，该死了。等到了，够了。他们的律师也劝他们上诉，他们不肯。他们说，不想再等了。等了那么多年，够了。上诉又要等，等二审，等死刑覆核，又要等好几年。他们等不了了。”
江波接过报告，翻开。一页一页地看。那些名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地点，那些罪行。他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每一个字都不放过。看到最后一页，他合上报告，放在桌上。他的手在报告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开。他的手印留在封面上，湿湿的，是汗。
“好。送去给家属吧。我去送。一家一家地送。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。陈芳家，李梅家，刘小琴家，孙小梅家，还有那些查不到家属的，也要去。高德明，没人等他了，但也要去。告诉他，案子结了。杀他的人死了。他可以安息了。他虽然是个混混，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，不討人喜欢。但他也是人。他死了，没人找他，没人等他。但有人记著他。先生记著他，我记著他。”
刘桐点头。他的眼泪流下来，顺著脸颊往下流。“波sir，我陪您去。您一个人去，太累了。那么多家，跑不过来。芜湖，合肥，铜陵，无为。一家一家跑，要跑好几天。您身体受不了。”
江波摇头。“不用。我一个人去。你在这里，把那些笔记本、照片、信，整理好。归档。存起来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你帮我记著。你帮我存著。等我老了，记不住了，你告诉我。等你也老了，记不住了，让你的孩子告诉我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刘桐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“波sir，我记著。我帮您记著。您记不住了，我告诉您。我老了，让我的孩子告诉您。一直传下去，不能断。”
江波点头。他走出办公室，汤圆跟在后面。他站在走廊里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他想起那些家属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等到了。他们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但他还不能放下。他还要继续。还有那么多案子，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他一定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