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礼后的第三天,我回了省城。
    小会送我到楼下。
    “小会,你在家住,听妈的话。”
    “好。”
    她站在那里,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,手指微微蜷著。阳光从楼与楼之间的缝隙照进来,落在她脸上,她的眼睛很亮。
    我骑上电动车,发动。骑出去几米,回头看。她还站在楼梯口,没有上楼,也没有招手,就那么站著。我按了一下喇叭,她笑了。
    到工地的时候,早上九点多。工地上已经热闹起来了——塔吊在转,泵车在响,工人在喊。一切如常,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    老王蹲在基坑边上,手里拿著一个馒头,看到我,站起来。
    “陈工,回来了?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婚礼咋样?”
    “挺好。”
    “恭喜啊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,塞过来,“隨个份子。”
    我没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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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老王是节后老胡让我打电话通知来的,来了之后工资一直拖,这一干就是几个月,工资只发了一部分。
    “老王,你別——”
    “拿著。”他把红包塞进我手里,“不多,就是个心意。再说,要不是你叫我过来,我还在县城等活呢。”
    我攥著红包,没再推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蹲下去继续吃馒头。
    中午,老胡把我叫到办公室。门关著,窗帘拉著,屋里很暗。桌上摊著图纸和进度表,菸灰缸里堆满了菸头。
    “婚礼办完了?”他问。
    “办完了。”
    “你爸咋样?”
    “还行。能坐轮椅下地了。”
    他点了点头,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,推过来。“这里面有5000,剩余的之后会补发。”
    我把信封拿起来。
    “胡总,甲方进度款什么时候能到?”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他点了一根烟,“上周又去催了,说『在走流程』。走了一个月了,还没走完。”他吸了一口,吐出来,烟雾在灯光下慢慢散开。
    “老王他们下个月工资……”
    “我想办法。”他打断我,“你盯好现场。別的我来操心。”
    我没再说什么。站起来,走出办公室。
    阳光下,工地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运转。主体结构已经到二十二层了,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。钢筋在阳光下反著光,亮得刺眼。
    老王蹲在二十二层的楼板上,手里的扎丝拧得飞快。他的腰还是疼,但拧钢筋的手没停过。他儿子今年高考,考完就来省城找他。老王说要带儿子看看他盖的楼。
    手机震了。小会发的语音。
    我点开。
    “陈哥,你到了吗?”
    “到了。”
    “陈哥吃饭了吗?”
    “还没。一会儿吃。”
    “陈哥要吃饭。”
    我看著这句话,嘴角动了一下。我按住语音键,说了一句“知道了”,然后继续往楼上走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六月底,主体结构封顶。
    早上一开始,太阳就毒得很,晒得钢筋烫手,安全帽扣在头上像扣了一口锅。最后一车混凝土从泵管里流出来,灰白色的,铺在屋面上,振捣棒捅进去,嗡嗡嗡嗡嗡,像一个人的心跳。老王蹲在屋面边上,手里拿著抹子,把最后一铲混凝土抹平。抹完之后,他站起来,腰咯嘣响了一声。
    “陈工,干完了。”
    我站在屋面上,看著整个工地。
    塔吊还在转,但吊臂上没有东西了。钢筋加工棚空了,材料堆场上只剩几捆钢筋和几摞模板。工人们在收拾工具,有人在抽菸,有人在喝水,有人在打电话。
    楼下的基坑已经被填平了,垫层、底板、墙柱、顶板,一层一层地摞起来,从平地到二十六层,快三百个日日夜夜。
    老胡在屋面上站了很久,手插在裤兜里,眯著眼睛看向远处。
    “胡总,封顶了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他没看我,盯著远处,“陈木,这是你跟我乾的第几个项目了?”
    “第三个。”
    “第三个。”他重复了一遍,像是在嚼什么东西,“第一个在县城,第二个也在县城,第三个在省城。”他停了一下,“换了三个工地。下一个不知道在哪儿。”
    我没接话。风吹过来,把安全帽上的灰吹进眼睛里,我揉了揉,眼睛红了。
    老王走过来的步子很慢,脚上那双劳保鞋的鞋底磨平了,走起路来擦擦响。他站在我旁边,看著远处,没说话。
    过了一会儿,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,一把扎丝鉤。不是新的,手柄磨得发亮,鉤尖有点钝了。“陈工,这个给你。以后我不干了,你看到它还能想起我。”
    “老王,你不干了?”
    “干不动了。腰不行了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腰,笑了一下,露出黄黄的牙齿,“准备回老家啦,养几只羊,种种地。够吃了。”
    我接过那把扎丝鉤,握在手里。手柄上还有他的体温,很暖。
    “老王,你这几年……”
    “陈工,別说。”他打断我,伸出手。我握住了。他的手很糙,指关节粗大,像半截老树根。“这几年,谢谢你。你是个好人。好好过日子。”他鬆开手,转过身,走了。腰还是弯著,步子不紧不慢,但今天,那弯著的腰好像挺直了一些。
    晚上,老胡请工人们吃饭。在工地门口的大排档,摆了五桌。菜很硬,酒管够。
    老胡挨桌敬酒,话不多,端起杯子,干了,再端起杯子,再干了。敬完一圈,他回到自己那桌,坐下来,点了一根烟。手在抖,不是病了,是累了。
    “陈木,”他看著我,“这个项目干完了。你有什么打算?”
    “回县城。找活干。”
    老胡点了点头。“县城活少,工资低。”
    “低也得干。我爸身体不好,小会在那边,我不能在省城待著了。”
    老胡沉默了一会儿,把烟掐灭了。“我那边的帐,结清了告诉你。该你的,一分不少。”
    “胡总……”
    “不说了,喝酒。”
    散场的时候,已经快半夜了。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了,有人喝多了,被扶著回去。大排档的老板在收拾桌子,碗筷叮叮噹噹的。老胡最后一个走,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,我扶住了他。
    “胡总,我送你。”
    “不用。”他推开我的手,站稳了,看著我,“陈木,你记住。干工地的,永远在等。等甲方打钱,等图纸变更,等材料进场,等验收通过。等了一辈子,等到最后,什么都没等到。”
    他转过身,走了。路灯照在他身上,影子拖得很长,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路的人。
    第二天,我开始收拾东西。办公室里的资料归档了,图纸打包了,电脑格式化。桌上那盆绿萝,不知道是谁放的,藤蔓拖了一米多长。我没有带走,留在那里。下一个来的人,也许会浇水,也许不会。
    老王一大早就走了。被子、编织袋、扎丝鉤,该带的都带了。骑著他那辆破摩托车,突突突地响,冒著黑烟。
    我送他到工地门口,他说“陈工,別送了”,我说“路上慢点”。他点了点头,发动了车子,骑出去十几米,没回头。我站在门口,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马路尽头。风吹过来,把地上的灰捲起来,迷了眼睛。我揉了揉,不知道是灰还是別的什么原因,眼睛湿了。
    回县城那天,太阳很好。我把行李绑在电动车上,一个编织袋,一个背包。宿舍的钥匙放在桌上,门没关。骑出工地的时候,回头看了一眼。塔吊还立著,吊臂悬在半空中,不再转了。安全网还在,被风吹得鼓起来,像一面破旗。
    到县城的时候,先去医院——爸又住院了。不是大事,就是常规复查,顺便调整药量。他躺在病床上,看到我,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小木,省城那个活干完了?”
    “干完了,爸。”
    “那你还去不去?”
    “不去了。在县城找活干。”
    爸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县城的活,工资低。”
    “低也得干。”
    他没再说什么。妈在旁边削苹果,削好了,切成小块,插上牙籤,放在床头柜上。
    “小木,你吃。”
    我拿了一块,塞进嘴里。甜的。
    下午,我去看小会。
    “小会,省城的活干完了。我回来了,不走了。”
    她抬起头看著我,眼睛亮亮的。“不走了?”
    “不走了。在县城找活干。”
    她笑了。
    晚上,我在小会家吃的饭。她妈做了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炒时蔬,摆了满满一桌子。她爸开了一瓶白酒,给自己倒了一杯,给我也倒了一杯。
    “陈木,你回来了,好啊。”他端起来,碰了一下,干了。
    我也干了。酒很辣,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。
    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。不会变好,也不会变坏,就是过。我回来了,爸还在,妈还在,小会还在。老王走了,老胡散了,省城的楼盖起来了。他们走了,留下那栋楼。那栋楼会一直在那里。
    这就是干工地的意义,也许不是。但我干了,它就在那里。这就够了。
    手机震了。老王发的消息。一张照片,几只羊在吃草,背景是他的老家,山还是那座山,房子还是那座房子。
    “陈工,羊买了。三只。明年能生小羊。”
    我回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    把手机揣进兜里,站在阳台上。县城不大,星星比省城多,比省城亮。
    走回屋里,小会已经睡了。她侧著身,蜷著腿,手搭在枕头旁边,手指微微蜷著。我关了灯,躺在旁边。
    闭上眼睛。
    明天,去人才市场,找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