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管修好已经是五天以后的事了。
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两次，第一次说是隔壁厂的消防管，不归他们管。隔壁厂说管子埋在地下，要挖开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。
扯皮扯了三天，最后甲方拍了板。先修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挖开一看，是根铸铁管，锈了个洞，水从洞里往外滋，细得像针眼，但一天一夜能漏掉好几吨水。
管子换了，土还是湿的。
老黄每天来看裂缝，用尺子量，用笔记本记。裂缝没再扩大，但也没合上，就那么咧著，像一张不会说话的嘴。
边坡下面的活停了，工人转移到东区，工作面一下子挤了很多。老王带著他的人在东区绑钢筋，地方小，施展不开，一天干不了多少活。
“陈工，”老王蹲在钢筋上，手里的扎丝拧得飞快，“西区啥时候能復工？”
“等边坡稳定了再说。”
“那得等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老王没再问。他把手里的扎丝拧完，站起来，又蹲下去，继续拧。他的腰不太好，蹲久了直不起来，每次站起来都要用手撑著膝盖，慢慢往上起。
我看著他，不禁感概，撤场也许已经倒计时啦。这边坡等不等得起，项目等不等得起啊。
手机响了。小会发的消息。
一张照片，一碗麵条，荷包蛋臥在上面，蛋黄完整的，蛋白没有焦边。她煎了一个月的荷包蛋，终於煎得像样了。
“陈哥，今天的面。”
我回了两个字：“不错。”
“陈哥，你什么时候来？”
“周末。”
“好。陈哥，我等你。”
每天和小会的聊天成了固定的事情。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。
小刘从远处跑过来，手里拿著一个文件夹，气喘吁吁的。“陈哥，监理来了，新来的那个。”老黄调走了。
走的时候来工地转了一圈，跟我说了一句“陈工，保重”，然后走了。保温杯带走了，笔记本带走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新监理姓朱，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据说以前在省城的项目上干过。我没见过他，只听说不太好说话。
小刘跑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那顶白帽子了。不是老黄那种旧得发灰的白，是崭新的、亮得反光的白。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的脸，三十出头，戴金丝眼镜，白衬衫扎在裤腰里，皮鞋擦得鋥亮。
“陈工？”他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
“朱工。”
“北区边坡的监测数据，我看看。”
我把文件夹递给他。他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，看得很慢，每页都要停几秒钟。看完以后，他把文件夹合上，还给我。
“数据正常。但我要亲自测一遍。下午我带测量员来。”
“行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步子很快，皮鞋踩在钢筋上，咯吱咯吱响。
小刘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陈哥，这个人不好对付。”
“你刚来的时候，也说老黄不好对付。”
“老黄是油条，这个人——”小刘想了想，“像个机器人。”
我没接话。机器人也好，油条也好，都是监理。换个人，活照样干。
下午，朱工带著测量员来了。水准仪架在边坡顶上，测了三个点，读数跟我们的数据差不多。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来，合上本子，走到我面前。
“陈工，边坡下面的土还是湿的，你们有没有做排水？”
“做了。坡脚挖了排水沟，水能流走。”
“不够。”他说，“坡面上也要做泄水孔。你打一些孔，把土里的水排出来。不然土一直泡著，边坡稳不了。”
“行。我安排人做。”
“做好了通知我。我来验收。”
他走了。小刘站在旁边，看著他的背影。“陈哥，他说得对不对？”
“对。”
“那他——”
“他说得对，我们就照做。他说得不对，我们再掰扯。”我拍了拍小刘的肩膀，“干活去。”
小刘走了。我站在边坡下面，仰著头看那条裂缝。太阳很烈，照在裂缝上，像一个乾涸的伤口。
老黄在的时候，裂缝是问题，但不是死症。老黄走了，朱工来了，裂缝还是裂缝，问题还是问题。换个人，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。
手机震了。老胡发的消息。
“投標文件准备好了吗？”
“技术標还在写。”
“周五之前给我。”
“好，胡总”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走上边坡。站在坡顶上，往四周看。工地上到处是人，到处是声音。塔吊在转，泵车在响，工人在喊。
看似一切都和原来一样。但我知道，有些说不出的事情已经在变。
老黄走了，朱工来了。边坡裂了，水管修了。项目要换了，我要走了。
这些事像水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渗，一点一点地泡，把土泡软了，把边坡泡裂了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，但你知道，迟早会塌。
周末，我去找小会。
她穿著那件粉色的裙子，头髮扎了两个辫子。
我带她去超市，她又买了草莓，这次没让我付钱，自己从塑胶袋里掏出零钱，一张一张地数给收银员。收银员等著，后面排队的人也等著，她数得很慢，手指有点抖。我没催她，后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嘖了一声，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不嘖了。
走出超市，小会抱著那袋草莓，低著头。
“陈哥，我是不是很慢？”
“不慢。”
“阿姨刚才嘖了。”
“没嘖。你听错了。”
她抬起头看著我，眼睛亮亮的。“陈哥骗人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她知道我在骗她。
“小会，你刚才数钱数得很好。下次我帮你数。”
“不要。我自己数。”
“好。你自己数。”
她笑了。很浅，但很真。
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在地上印出许多光斑。小会从袋子里拿出一颗草莓，递给我。
“陈哥吃。”
我接过来，咬了一口。甜的。
“陈哥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”
我又愣了一下。“没有。”
“你有。你不说话。”
我確实不说话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说我要去省城了？说我们以后可能一个月见一次？说她等不等得了？
“陈哥，”她低下头，看著手里的草莓，“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“谁说的？”
“没人说。我怕。”她抬起头，眼睛里有水光，“陈哥，我怕你不要我。”
我看著她。二十六岁的姑娘，智力九岁，但她知道怕。她知道怕被丟下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她知道这个。
“不会。”我说，“不会不要你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她笑了。眼泪没掉下来，但眼眶红了。
我坐在长椅上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小会在旁边吃草莓，一颗一颗地吃，吃得很慢。我看著她，想起老胡说的，“你得跟她说。”我没说。说不出口。
送她回家的路上，她坐在后面，两只手捏著我的袖口。
“陈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下周末还来找我吗？”
“来。”
“好。陈哥，我等你。”
真希望就这样一直骑下去。
回到工地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走进办公室，打开电脑。投標文件还没写完，边坡监测数据还没报，施工日誌还没填。我坐在那里，盯著屏幕，一个字都打不出来。
手机亮了。小会发的消息。
“陈哥，晚安。”
我回了两个字：“晚安。”
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开始写投標文件。虽然明知道中不了標，但是工作还是要做。
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两次，第一次说是隔壁厂的消防管，不归他们管。隔壁厂说管子埋在地下，要挖开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。
扯皮扯了三天，最后甲方拍了板。先修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挖开一看，是根铸铁管，锈了个洞，水从洞里往外滋，细得像针眼，但一天一夜能漏掉好几吨水。
管子换了，土还是湿的。
老黄每天来看裂缝，用尺子量，用笔记本记。裂缝没再扩大，但也没合上，就那么咧著，像一张不会说话的嘴。
边坡下面的活停了，工人转移到东区，工作面一下子挤了很多。老王带著他的人在东区绑钢筋，地方小，施展不开，一天干不了多少活。
“陈工，”老王蹲在钢筋上，手里的扎丝拧得飞快，“西区啥时候能復工？”
“等边坡稳定了再说。”
“那得等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老王没再问。他把手里的扎丝拧完，站起来，又蹲下去，继续拧。他的腰不太好，蹲久了直不起来，每次站起来都要用手撑著膝盖，慢慢往上起。
我看著他，不禁感概，撤场也许已经倒计时啦。这边坡等不等得起，项目等不等得起啊。
手机响了。小会发的消息。
一张照片，一碗麵条，荷包蛋臥在上面，蛋黄完整的，蛋白没有焦边。她煎了一个月的荷包蛋，终於煎得像样了。
“陈哥，今天的面。”
我回了两个字：“不错。”
“陈哥，你什么时候来？”
“周末。”
“好。陈哥，我等你。”
每天和小会的聊天成了固定的事情。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。
小刘从远处跑过来，手里拿著一个文件夹，气喘吁吁的。“陈哥，监理来了，新来的那个。”老黄调走了。
走的时候来工地转了一圈，跟我说了一句“陈工，保重”，然后走了。保温杯带走了，笔记本带走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新监理姓朱，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据说以前在省城的项目上干过。我没见过他，只听说不太好说话。
小刘跑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那顶白帽子了。不是老黄那种旧得发灰的白，是崭新的、亮得反光的白。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的脸，三十出头，戴金丝眼镜，白衬衫扎在裤腰里，皮鞋擦得鋥亮。
“陈工？”他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
“朱工。”
“北区边坡的监测数据，我看看。”
我把文件夹递给他。他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，看得很慢，每页都要停几秒钟。看完以后，他把文件夹合上，还给我。
“数据正常。但我要亲自测一遍。下午我带测量员来。”
“行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步子很快，皮鞋踩在钢筋上，咯吱咯吱响。
小刘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陈哥，这个人不好对付。”
“你刚来的时候，也说老黄不好对付。”
“老黄是油条，这个人——”小刘想了想，“像个机器人。”
我没接话。机器人也好，油条也好，都是监理。换个人，活照样干。
下午，朱工带著测量员来了。水准仪架在边坡顶上，测了三个点，读数跟我们的数据差不多。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来，合上本子，走到我面前。
“陈工，边坡下面的土还是湿的，你们有没有做排水？”
“做了。坡脚挖了排水沟，水能流走。”
“不够。”他说，“坡面上也要做泄水孔。你打一些孔，把土里的水排出来。不然土一直泡著，边坡稳不了。”
“行。我安排人做。”
“做好了通知我。我来验收。”
他走了。小刘站在旁边，看著他的背影。“陈哥，他说得对不对？”
“对。”
“那他——”
“他说得对，我们就照做。他说得不对，我们再掰扯。”我拍了拍小刘的肩膀，“干活去。”
小刘走了。我站在边坡下面，仰著头看那条裂缝。太阳很烈，照在裂缝上，像一个乾涸的伤口。
老黄在的时候，裂缝是问题，但不是死症。老黄走了，朱工来了，裂缝还是裂缝，问题还是问题。换个人，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。
手机震了。老胡发的消息。
“投標文件准备好了吗？”
“技术標还在写。”
“周五之前给我。”
“好，胡总”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走上边坡。站在坡顶上，往四周看。工地上到处是人，到处是声音。塔吊在转，泵车在响，工人在喊。
看似一切都和原来一样。但我知道，有些说不出的事情已经在变。
老黄走了，朱工来了。边坡裂了，水管修了。项目要换了，我要走了。
这些事像水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渗，一点一点地泡，把土泡软了，把边坡泡裂了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，但你知道，迟早会塌。
周末，我去找小会。
她穿著那件粉色的裙子，头髮扎了两个辫子。
我带她去超市，她又买了草莓，这次没让我付钱，自己从塑胶袋里掏出零钱，一张一张地数给收银员。收银员等著，后面排队的人也等著，她数得很慢，手指有点抖。我没催她，后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嘖了一声，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不嘖了。
走出超市，小会抱著那袋草莓，低著头。
“陈哥，我是不是很慢？”
“不慢。”
“阿姨刚才嘖了。”
“没嘖。你听错了。”
她抬起头看著我，眼睛亮亮的。“陈哥骗人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她知道我在骗她。
“小会，你刚才数钱数得很好。下次我帮你数。”
“不要。我自己数。”
“好。你自己数。”
她笑了。很浅，但很真。
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在地上印出许多光斑。小会从袋子里拿出一颗草莓，递给我。
“陈哥吃。”
我接过来，咬了一口。甜的。
“陈哥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”
我又愣了一下。“没有。”
“你有。你不说话。”
我確实不说话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说我要去省城了？说我们以后可能一个月见一次？说她等不等得了？
“陈哥，”她低下头，看著手里的草莓，“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“谁说的？”
“没人说。我怕。”她抬起头，眼睛里有水光，“陈哥，我怕你不要我。”
我看著她。二十六岁的姑娘，智力九岁，但她知道怕。她知道怕被丟下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她知道这个。
“不会。”我说，“不会不要你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她笑了。眼泪没掉下来，但眼眶红了。
我坐在长椅上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小会在旁边吃草莓，一颗一颗地吃，吃得很慢。我看著她，想起老胡说的，“你得跟她说。”我没说。说不出口。
送她回家的路上，她坐在后面，两只手捏著我的袖口。
“陈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下周末还来找我吗？”
“来。”
“好。陈哥，我等你。”
真希望就这样一直骑下去。
回到工地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走进办公室，打开电脑。投標文件还没写完，边坡监测数据还没报，施工日誌还没填。我坐在那里，盯著屏幕，一个字都打不出来。
手机亮了。小会发的消息。
“陈哥，晚安。”
我回了两个字：“晚安。”
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开始写投標文件。虽然明知道中不了標，但是工作还是要做。